
1978年夏天驰赢策略,江西莲花县的沿背村稻田一片金黄,稻穗随风起伏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挽着裤脚,正在田间忙碌地插秧。偶尔,来探亲的复员军人站在田埂上,看到他,低声说:“看,那位戴草帽的老人,曾经可是少将。”乡亲们只是笑笑,依然埋头工作。这个背脊湿透了汗水的老人,正是二十三年前在授衔仪式上意气风发的甘祖昌。
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2年春天。那时,甘祖昌已经在新疆工作了三年。一天,他在伊犁郊外遭遇车祸,头部受伤,颅内震荡导致剧烈的疼痛。当他刚刚恢复意识时,立即向护士求助,想打电话。护士急忙制止:“甘部长,别动!”可即使身体虚弱,他还是坚持把病房当成办公室,继续批示公文,处理军需事务。新疆的十几万官兵都需要粮草,他的工作不能停。王震曾形容他:“他为了后勤,几乎把命都搭上了。”
1954年,军队开始对所有军官进行资格审查。甘祖昌的档案上显示他的资历已达到师级,他却连夜写信要求降级,理由只有一句话:“战功不够”。审查委员会没有理会他的请求,反而将他提升为准军级干部。甘祖昌更感不安,又将一封信寄到总政治部,向上级解释自己为何不敢担此重任。龚全珍问他原因时,他淡然回应:“这个军衔太高,我担不起。”
展开剩余75%1955年9月,八一大楼礼堂灯火辉煌,授衔仪式正在进行。当读到甘祖昌的名字时,他换上了新式将军服驰赢策略,头上的疤痕与肩章并排显现。仪式结束后,他快步走回住所,把礼帽夹在腋下。回到家里,他低声对妻子说:“和那些牺牲的老战友比,我的贡献实在有限,组织抬举我太高了。”
仅仅十天后,他便递交了第一份退职申请,理由很清楚:一是脑震荡后遗症时常发作;二是后勤岗位可以由年轻干部接手;三是家乡推广双季稻,他需要回去支援。军区党委没有批准他离职。他又写了两次申请,内容相似,但语气愈发急切。
1957年夏天,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到乌鲁木齐检查工作。甘祖昌趁机把退职申请交给了肖华。肖华看着他瘦削的面庞,问道:“你能熬过六十岁吗?”甘祖昌爽快地回答:“不一定,但只要我还能动,就该去田里干活。”最终,第三份申请终于得到批准。
回乡的路程十分简朴。为了节省差旅费,他的行李仅有三个木箱和八只笼子,笼子里装着约克猪、安哥拉兔、来亨鸡,这些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优良品种。同行的有十四人,两辆汽车。车队行驶在沙尘飞扬的高原上,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,甘祖昌从未回头,只是低下头,把军帽压得更低。
回到沿背村后,甘祖昌立即召开家庭“生产动员”。他宣布:“今后,我们全家人同吃同分,不搞特殊待遇。”接着,他和村民一起测土、挖沟、排水,短短三年,亩产提高了近一半。他坚持“无图不动工”,亲自踩着泥泞拉皮尺,三年间修建了十二座小桥。
有些老人劝他享受清福,他却摆手说:“打了几十年仗是为了老百姓,现在该动手种粮了。如果不去耕种,嘴里的‘人民’就是空话。”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,也体现在对子女的要求上。孩子们必须赤脚下田,衣服最少穿三年;如果有孩子求学或寻求特权,他一律拒绝。大女儿曾写信想当兵,他回信只有八个字:“先练出本事再说。”
甘祖昌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集体经济。他出资购买良种、化肥,修建校舍,从不吝啬。县里报销差旅费用时,他坚持坐三等车,还自带干粮。有人统计过,从1957年到1985年,他个人消费的总额还不到他为扶贫事业支出的三分之一。
1986年初,甘祖昌因心衰住进了莲花县医院。新疆军区的领导来看望他,提议将他送到南昌疗养并为他修建几间新房。但他却坚决摇头:“能省就省,把钱花在生产队上才更合算。”临终时,他反复叮嘱妻子:“工资到账,先买化肥。”尽管语气微弱,却听得很清楚。
临终之前,他让孩子们拿出那只铁盒,盒里只有三枚勋章和几张旧苏区纸币。他指着勋章说:“这只是证明,不是资本。”孩子们纷纷点头。1986年2月25日,甘祖昌安详地去世,享年八十岁。沿背村的青壮年自发抬棺送他,老大娘端来了饭菜。送葬队伍在山间蜿蜒,大家没有喊口号,唯一能听见的,是风吹稻田的声音。
甘祖昌的人生经历了从农民到将军,再从将军回到农民的转变驰赢策略,他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两个循环。他在授衔那天穿的将军服,如今仍保存在妻子的柜子里,虽然颜色已经褪去,但肩章依旧光亮,见证着他那段简朴而坚定的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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