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夏天驰赢策略，江西莲花县的沿背村稻田一片金黄，稻穗随风起伏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挽着裤脚，正在田间忙碌地插秧。偶尔，来探亲的复员军人站在田埂上，看到他，低声说：“看，那位戴草帽的老人，曾经可是少将。”乡亲们只是笑笑，依然埋头工作。这个背脊湿透了汗水的老人，正是二十三年前在授衔仪式上意气风发的甘祖昌。
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2年春天。那时，甘祖昌已经在新疆工作了三年。一天，他在伊犁郊外遭遇车祸，头部受伤，颅内震荡导致剧烈的疼痛。当他刚刚恢复意识时，立即向护士求助，想打电话。护士急忙制止：“甘部长，别动！”可即使身体虚弱，他还是坚持把病房当成办公室，继续批示公文，处理军需事务。新疆的十几万官兵都需要粮草，他的工作不能停。王震曾形容他：“他为了后勤，几乎把命都搭上了。”
1954年，军队开始对所有军官进行资格审查。甘祖昌的档案上显示他的资历已达到师级，他却连夜写信要求降级，理由只有一句话：“战功不够”。审查委员会没有理会他的请求，反而将他提升为准军级干部。甘祖昌更感不安，又将一封信寄到总政治部，向上级解释自己为何不敢担此重任。龚全珍问他原因时，他淡然回应：“这个军衔太高，我担不起。”
展开剩余75%1955年9月，八一大楼礼堂灯火辉煌，授衔仪式正在进行。当读到甘祖昌的名字时，他换上了新式将军服驰赢策略，头上的疤痕与肩章并排显现。仪式结束后，他快步走回住所，把礼帽夹在腋下。回到家里，他低声对妻子说：“和那些牺牲的老战友比，我的贡献实在有限，组织抬举我太高了。”
仅仅十天后，他便递交了第一份退职申请，理由很清楚：一是脑震荡后遗症时常发作；二是后勤岗位可以由年轻干部接手；三是家乡推广双季稻，他需要回去支援。军区党委没有批准他离职。他又写了两次申请，内容相似，但语气愈发急切。
1957年夏天，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到乌鲁木齐检查工作。甘祖昌趁机把退职申请交给了肖华。肖华看着他瘦削的面庞，问道：“你能熬过六十岁吗？”甘祖昌爽快地回答：“不一定，但只要我还能动，就该去田里干活。”最终，第三份申请终于得到批准。
回乡的路程十分简朴。为了节省差旅费，他的行李仅有三个木箱和八只笼子，笼子里装着约克猪、安哥拉兔、来亨鸡，这些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优良品种。同行的有十四人，两辆汽车。车队行驶在沙尘飞扬的高原上，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，甘祖昌从未回头，只是低下头，把军帽压得更低。
回到沿背村后，甘祖昌立即召开家庭“生产动员”。他宣布：“今后，我们全家人同吃同分，不搞特殊待遇。”接着，他和村民一起测土、挖沟、排水，短短三年，亩产提高了近一半。他坚持“无图不动工”，亲自踩着泥泞拉皮尺，三年间修建了十二座小桥。
有些老人劝他享受清福，他却摆手说：“打了几十年仗是为了老百姓，现在该动手种粮了。如果不去耕种，嘴里的‘人民’就是空话。”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也体现在对子女的要求上。孩子们必须赤脚下田，衣服最少穿三年；如果有孩子求学或寻求特权，他一律拒绝。大女儿曾写信想当兵，他回信只有八个字：“先练出本事再说。”
甘祖昌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集体经济。他出资购买良种、化肥，修建校舍，从不吝啬。县里报销差旅费用时，他坚持坐三等车，还自带干粮。有人统计过，从1957年到1985年，他个人消费的总额还不到他为扶贫事业支出的三分之一。
1986年初，甘祖昌因心衰住进了莲花县医院。新疆军区的领导来看望他，提议将他送到南昌疗养并为他修建几间新房。但他却坚决摇头：“能省就省，把钱花在生产队上才更合算。”临终时，他反复叮嘱妻子：“工资到账，先买化肥。”尽管语气微弱，却听得很清楚。
临终之前，他让孩子们拿出那只铁盒，盒里只有三枚勋章和几张旧苏区纸币。他指着勋章说：“这只是证明，不是资本。”孩子们纷纷点头。1986年2月25日，甘祖昌安详地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沿背村的青壮年自发抬棺送他，老大娘端来了饭菜。送葬队伍在山间蜿蜒，大家没有喊口号，唯一能听见的，是风吹稻田的声音。
甘祖昌的人生经历了从农民到将军，再从将军回到农民的转变驰赢策略，他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两个循环。他在授衔那天穿的将军服，如今仍保存在妻子的柜子里，虽然颜色已经褪去，但肩章依旧光亮，见证着他那段简朴而坚定的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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