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0年深秋,鸭绿江畔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那时的丁盛三十七岁,刚跟随志愿军入朝回国不久,手上还带着火药味。无论后来职位怎样更迭晟红网,他常说那一仗把自己的命运烙上了“野战”二字——前线才是自己最顺手的舞台。这个信念十几年后会在新疆和广州之间来回碰撞,不得不说,造成了许多波折。
时间推到1964年盛夏。罗瑞卿前往成都检查工作,忽然在会上点了丁盛的名字:“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副司令。”听着挺风光,可丁盛心里凉了半截,他脱口而出:“我不懂生产,去了也是干瞪眼。”野战指挥与农垦经营隔着天壤之别,他拿着任命电报,像抱着一只烫手山芋。
成都军区把他的犹豫汇报到北京,总政副主任徐立清奉命做工作。徐立清见面就开门见山:“司令员是陶峙岳,你做副的稳得住场子。”丁盛皱着眉:“不是副职问题,是我真不会种地。”那番对话不算客气,但很真实。事后贺龙出面拍板:“你去,也练兵;新疆边防不能只盯着棉花。”一句话戳中要害,丁盛答应成行。
火车进新疆的那天,石河子万里无云。丁盛坐在车窗旁,望见一排排杨树扎进沙地,心里咯噔一下:这片荒凉里居然能长出绿洲。他先不吭声,花三个月跑遍基层,数农机、摸地势、看兵员。调研结束,他对随行参谋感叹: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这话一点不虚。”可调研归调研,真让他整天盯棉田晟红网,还是憋得慌。

1968年正月初二,北京西郊晴得刺眼。丁盛暂住京西宾馆,带着十来名广州军区机关干部去拜访林彪。进门先拍合影,闪光灯一闪而过,气氛倒也轻松。寒暄几句后,丁盛站起身直视林彪:“林总,我有个请求……”一句话把客厅里的茶水都说热了。
他请求的是调回野战部队。“新疆那边部队少,主要搞生产。我打仗出身,心里急。”同行干部在旁帮腔:“林总,他在前线才有劲头。”林彪只是点头,既不反对也不表态。整场会面不到一小时,丁盛走出小院,心里七上八下,毕竟牌已经出了手。

没几天,中央通知下达:到广州军区任副司令。临行前,他再次去林彪家汇报。林彪说得不多,只强调一句“抓训练”。这一句点醒了丁盛,他抵达广州后就像回到旧战场晟红网,先整编、再拉练,忙得脚不沾地。到1969年7月,军区党委会上宣布:丁盛升任司令员。老部下私下议论:“丁老总算回到自己轨道。”
1971年9月13日凌晨,林彪出走消息传到广州。周恩来电话直通丁盛:“三条:广州陆海空你统一指挥;部队地方都要稳;边防加强。”电话里字句简短,却异常沉重。丁盛连夜召开军区紧急会议,一级待命、防空灯火管制、口令一小时一换。第二天早上,珠江口风平浪静,广州街面照常开市,这才松口气。
历经风浪,1977年丁盛被撤职,原因多种多样,官方语句含糊。不少老兵惋惜,他自己也闷,向有关部门申诉待遇问题。1993年,总政与总后联合批文:生活补助每月加五十元,医疗按正师职解决,这点调整算杯水车薪。他私下说:“三靠——子女、组织、战友。”
1998年,黄火青替他写信、递报告,核心诉求不过是恢复党籍军籍、略提待遇。军委批示“纪委调查”,流程像石头落进深井,没再听回音。1999年1月,黄火青来信:“两案都未办成,深感歉疚。”这封信丁盛读了两遍,合上信封长叹一句:“算了吧。”那年9月25日,他在广州病逝,终年八十六岁。
回顾丁盛的一生,最亮的节点往往离不开“野战”二字。从鸭绿江边的炮火,到广州军区的惊雷,再到暮年小院里的寂静,他始终惦念前线。可时代的浪潮推拉交错,谁也没法只选自己爱走的路。有人说他性子直,有人说他守旧,但那个正月初二的请求却像一束聚光灯,让外界看见了一个将领最真切的执念——“愿意回到打仗的地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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